[按]有段时间这种特殊教育很受追捧,近来都被陆续揭露为集中营、渣滓洞一样的魔鬼窟。我觉得那些粗人办的暴力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理论、有技术、并且能建立起来长效、和谐机制的高科技营更让人毛骨悚然。杨永信是这类人物的代表,看了他的业绩,觉得他绝对适合做纳粹教父,他真有这个才。

怎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教育机构?是孩子普遍出了问题、家长普遍出了问题、还是政府普遍出了问题?如一篇文章说的,无论百度还是谷歌,搜索“网瘾”一词,首先是这类可疑的所谓学校的广告……

 

匪夷所思的网戒中心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在13号室,电手是比电头更加严厉的“治疗”,“那真叫生不如死,说句实话,你也别笑,我尿裤子了……全身肌肉都不受控制了,没拉裤子就算好的了。”

clip_image001

家长在观看晨练 图张白

clip_image002

杨永信在点评课上 图张白

所有严苛的规定,和无数双眼睛的紧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成一种改变,网戒中心经过3年的经营,内部和谐的气氛已经蔚为大观,所有新加入者,必须配得上这种和谐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山东临沂

13号室

一切都要从13号室开始。

房间并不大,最里面靠窗的位置有一张小黑床,隔音墙是后来才修的。“治疗”开始前,门会关上,家长不得入内。

床头是一台两巴掌大的仪器,寇和其他几位同样身强力壮的“接待”,是的,他们叫接待,负责把新人的腿脚及肩膀按住,然后医生开启仪器,治疗开始。

仪器通电后就有了惊人的力量,当它的两只蓝色尾巴触碰到新人的太阳穴时,寇总是要花更大的力气,以保证新人不从床上滚下来。多数新人很快就屈服了,他们把那感受形容为“100万根针从脑袋穿过”,有些脖子硬的,几回合下来也不肯承认自己得了一种叫做“网瘾”的病。

寇清楚反抗是徒劳的。有时候,他会提前偷偷对新人说:“待会儿不要反抗,要顺着医生说,不管做什么都先挺过来。”

他自己曾经是最激烈的反抗者。2008年7月的一天,他也被这样死死按在治疗床上,这个爱好体育的大一男生身高1.85米,体重100公斤,13号室出动了8位“接待”才将他制伏。

那两只蓝色尾巴,先袭击的是他的手。在13号室,电手是比电头更加严厉的“治疗”,“那真叫生不如死,说句实话,你也别笑,我尿裤子了……全身肌肉都不受控制了,没拉裤子就算好的了。”

也不知电了多长时间,总之是“彻底服了”,走出13号室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然后一下子就哭了。

但他没敢解释。他记着操作仪器的医生的话:“你有网瘾,出去马上跟你父亲认错,自觉跟他说你要留下来看病。”

他留下来,穿上了迷彩服,从新人变成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的“盟友”,并在20多天后因为“表现突出”被破格提为干部。

13号室的门口用中英文写着:告别网瘾,重塑自我。

杨叔

网戒中心的全名叫“中国杨永信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杨永信,临沂本地人,1962年出生,已在第四人民医院(前身为临沂精神病医院)工作20余年,专业是心理精神卫生。

在四院的官网上,杨永信既是紧跟季节变换的心理专家(岁末年底谨访心理感冒、春季慎访情绪感冒等),又是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者和解惑者(谨访高考焦虑,假日里同学们慎入网吧,羞答答的玫瑰期待绽放等)。2006年初,杨永信成立网戒中心,开始探索一套“心理+药物+物理+工娱”戒治模式,至今,已有超过3000人在这里接受过治疗。

网戒中心紧邻四院,占据了一栋独立小楼的二到四层。这里离四院收治精神病人的楼也不远,大门口和二楼都有人看守。在距离二楼出口还有大概3块瓷砖的位置上划有“警戒线”,未经许可踩线,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它意味着你有可能被直接拉入13号室。

杨永信在这里建立了足够的权威,无论孩子还是家长,都会毕恭毕敬叫他“杨叔”,一位自称是省人大代表、某市一个大厂老板的家长也不例外,出门皆让杨叔先行,说话则待杨叔示意。一本名叫《战网魔》的书描绘了家长们的心理状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一种心理,一种感情,一种需要,一种尊敬,一种无法抗拒的精神寄托。”

多数孩子是被绑来或者骗来的,网戒中心还设有“别动队”,由类似寇这样的盟友组成,负责到临沂本地的网吧去“抓人”——如果他们获得家长许可的话。

家长委员会

和其他类似机构不同,网戒中心要求家长全程陪护,与孩子同吃同住同上课,并且建立了一种叫做“家长委员会”的制度。在杨永信的描述中,这是一个解决医患矛盾的创举。“家委会就是天”,这句话他重复了多次,“我们只是服务者。”

家委会主任及委员由大家“商量着”提名,再经由全体家长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家委会被认为代表了家长的利益。在孩子入院前,家委会会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家长签订一份“协议书”,在协议书里,乙方要保证按照“相信、配合、坚持”的方针做到相对足疗程,即孩子住院时间不低于3个月,乙方如果对治疗有异议,可提请甲方协商解决。

概括地说,家委会制度让网戒中心完成了形式上的“自治”。

家长不可以私下谈论治疗效果,如果他们对杨叔的治疗方法表示质疑,也被告知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提出,一旦他们的态度被孩子察觉到了,治疗就很难再有效进行下去——这是他们不愿意见到的。“我们家委会主要是通过沟通院方和家长,来让孩子看到一种和谐,而不是阴暗面。”某届家委会主任表示,“卖瓜的当然不会说自己瓜苦,但由我们来说(瓜甜)比较合适。”

极少有家长公开表示质疑,“为什么要提反对意见呢?我们(为孩子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谈及家委会的作用时,一位已经离开的家长这样说。

其实,家委会也并非不“提意见”,有一次,他们就提出,网戒中心的桌椅有点旧了,该换新的了。网戒中心虚心接受了意见,更换了桌椅,家委会很满意。

盟友

在进13号室之前,新人会被搜身,成为盟友以后,你要上交自己的手机、MP3、游戏账号和密码,以及QQ的密码和密码保护,成为一个无隐私的人。网瘾中心会发给你一张单子,里面列有可能导致你被“点现钱”(指电疗,家长们也不清楚这一称呼的来源)的86种行为,从那以后,你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喝饮料,不能喝茶,不能上厕所锁门,不能谈论治疗,不能触碰人民币,不能对异性盟友产生好感,不能“自我矫情”,不能对过去念念不忘。

除了清早跑操和周日“看看大自然”,你的活动空间只有那三层的走廊和自己的小室,小室里一般住4个家庭。一位出院盟友说,你到哪里都有十几双眼睛盯着你。

你不可以“说错话”,你不能把“治疗”叫做“电击”,正如你不能把“上报”叫做“告密”。

杨叔已经肯定了“上报”,只有不放过最微小的缺点和错误,才能更快地治好网瘾。父母陪同制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们朝夕相处,他们互相提防,孩子被上报,可能要进13号,父母被上报,会被班委“加圈”,加一次10元钱。

一个名叫紫薇的女孩子,因为拒绝洗碗气坏了自己的父亲,用这里的语言描述,两人在小室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情绪化”——有情绪也是不被允许的——紫薇的父亲想要上报女儿,而女儿则抓到了父亲情绪化的把柄,父亲不愿意被“加圈”,于是“严重的”妥协发生了。

此事“曝光”以后被命名为“紫薇现象”,盟友们被要求对此发表看法。一位盟友说:“我刚刚来这里的时候也是怕被上报,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上报才是真正改变的开始,如果没有问题,不被上报,那我们还改什么?如果没有发现问题,那也只是说明了自己还没有真正地开始改变!”

不过,多数家长不怕“加圈”,不怕掏钱,只怕孩子改变得不够快。一位来自潍坊的父亲说,上报是应该的,但多数人“太急了”,就好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几乎每天不停地上报。他们相信,上报是为孩子好,为孩子好,就该多做。

盟友之间“交往过密”也是禁忌之一。如果“交往过密”被允许了,那么盟友之间“出现小团体现象”该怎么办?一年多前从那里出来的林说,沉默是最好的武器,你不说话,就没有人知道你想什么。

在这里,你必须和一个叫“过去” 的东西划清界限,和外界交流、看电视、听收音机是不必奢望的。

在戒瘾网吧,唯一被允许登录的,是杨永信网戒中心的论坛。

clip_image003

小室内,家长在读杨永信的书

程序

刘始终记得那个星期日。早晨起来,他吃了碗面条,准备去找朋友玩,父亲突然把门打开了,3个网戒中心的家长出现在门口。

没有任何预兆地,他被他们从五楼的家里架走了,父母站在楼梯边看着,走到四楼时,刘挣扎着要往下跳,被放倒了。接着他被塞到一个家长的车后座,两个家长一左一右挟持着他,车子很快开往网戒中心。

这是他的“二偏”,即第二次走偏,需要重回中心,并直接纳入“治疗程序”。按照杨永信方面的说法,治疗程序有70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极强的针对性”。

以挑食而言,就有“针对性”的特餐程序。如果孩子对父母买来的饭菜不满,就将进入此程序:一日三餐只能吃白水煮白菜豆腐。86条规定:你不但不能不吃,而且必须“认真”地吃。此外,还有跑圈程序、站军姿程序、纠偏信念操程序等等。

对于刘来说,情形有一些特殊。由于他威胁父母要戳瞎自己的眼睛,被母亲上报,网戒中心决定蒙住他的眼睛,让他做一天“盲人”。这个点子是如此富有创意,以至于后来CCTV-12前来采访,摄影师还让他重新蒙上眼睛进行拍摄,于是有了后来人们看到的《金童玉女与蒙面大侠》。

“二偏”、“三偏”乃至“N偏”的治疗,是长效机制的一部分,也对出院的盟友产生着持续的震慑力。

林是临沂本地人,他离开网戒中心时离高考还有半年。他时常做噩梦,梦见被抓回四院,白天,他就拼命学习,想考上大学后离开家,“反正是不能在家呆了,太危险了。”

和谐

86条的第一条是“出口成脏”,平时上报最多的也是这一条。在这里,“靠”是被严令禁止的脏话,轻量级的词语,譬如“晕”和“汗”也未能幸免。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不知道“低俗”的那条线划在哪里。

一个女孩子吃午饭时唱了蔡依林的《舞娘》而被上报。要如何严重的歌词,才可以导致她被拉进13号室?“为爱囚禁数千年的关节,正诉说遗忘的爱恋,听所有喜悲系在我的腰间,让那些画面再出现,再回到从前……”

寇爱打篮球,“那个星期天杨叔不知道发什么慈悲了,让我们喜欢打球的去那个跑圈的操场打下篮球。结果我打到兴奋处,叫了声YEAH,第二天被球友上报说我出口成脏。”

所有严苛的规定,和无数双眼睛的紧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成一种改变。网戒中心经过3年的经营,内部和谐的气氛已经蔚为大观,所有新加入者,必须配得上这种和谐。

这种和谐是院方和家长梦寐以求的,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每一个表情都张弛有度,没有人会激情澎湃(这是“兴奋典型”),也没有人会低头不语(这是“消极典型”),每一次鼓掌都热烈而真诚,每一个发型都“符合大众眼光”,没有挑食,没有口头禅,没有摇头晃脑,没有……

寇则说,在这里呆过的人,不是成了傻子,就是成了人精。他觉得,大多数盟友和他一样,是后者。寇摸透几位医生的脾气只用了一个月,“有人喜欢你磕头,有人软硬不吃,杨叔喜欢你承认错误,越痛心疾首越好。”

如果被杨叔抓了现行,“首先,你要实话实说,大声地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马上申请点现钱,最好热泪盈眶,最好申请双倍的惩罚……”

不怕杨叔真答应么?

“是有风险,但杨叔是什么人啊,怎么也得仔细斟酌,然后用出其不意的方式解决这件事。他一般会叫盟友发言,让他们介绍你平时的表现,这时如果有人跟你有私怨,多半会举证你;如果你人际关系好,平时表现又不错,盟友就会发言说你进步很大,并且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如果多数盟友意见是你平时表现好,OK,你成功一大半了。这时候杨叔就会趁机点评你,点评你如果超过半小时,你必须马上扑到他脚下,抓着他的腿不放,放声大哭,并且高喊网戒中心的口号:重塑自我,打造完美……这个时候杨叔看你表现这么好,有可能会借机点评全体盟友,接着大家哭得稀里哗啦,你就趁乱混过去了。”

寇也承认,自己放声大哭的因素很复杂,除了想蒙混过关,也夹杂着屈辱和对父母的一些愧疚。无论如何,这是和谐的网戒中心永远也无法根除的痼疾——表面文章。

家长们常用小概率事件来安慰自己,“你说在哪里没有做‘表面文章’的人啊?再好的治疗,也总有治不好的病例是不是?”

不过,“表面文章”与网瘾中心的关系似乎并不如一般人所见那样水火不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表面文章”恰恰是维系这个体制的基础之一。

“自我晾晒”课上,盟友被要求坦白进来之前的恶行种种:和父母打架是小菜一碟了,拿刀砍伤父母(或者动过念头)也不新鲜,不到15岁的孩子,打群架能叫来2000多个人,同样年龄的,吸毒、做老鸨,家里现在还藏有多少克的K粉……在孩子们存放个人文件夹的地方,有一个文档干脆叫做“我离断头台有多远”。

刘说,刚开始他听了也很震惊,可是后来发现大家都愿意往坏里说,这道理也就琢磨出来了,“你说以前说得越坏,就证明现在转变越大,越有效果啊……”

“在那里我演得可好了,像个特别乖的孩子,我不那样我怎么出去啊?”1991年出生的宋也曾从那里顺利“毕业”。他第一次被电时,甚至直接晕了过去。过了两周,在他弄清楚“老实”的标准后,他终于不用被电了。

“老实的标准是什么?”

“一切听从杨叔,没人敢不听他的话。”

在网戒中心,彻底接受杨叔的理论、改造成功的孩子被称为“精品”。杨永信从不保证自己能治好每一个孩子,但仍然看重精品率,“我们现在的精品率超过90%。”

这真是一个盟友、家长、院方“三赢”的局面。

出走之后

老程带儿子离开网戒中心一年多了,咨询电话仍源源不断地打过来。

他的电话被公布在网上,其上是杨永信竞选“感动山东健康卫士”的宣传材料,以儿子的口吻写就:“杨叔啊……等我们有了一番成就之时,一定不会忘记您,因为是您给了我们今天,没有您,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走向断头台了。所以,现在我要真诚的对您说一声:‘杨叔,谢谢您,您辛苦了,我的杨爸爸。’”

全国各地的无助的家长询问他“疗效”是不是真的这么好时,老程每次都回答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最好自己过去看看。

老程的儿子在那里治了5个月,花了3万多元,“刚开始我还有信心,后来发现他的改变不如其他人那么大,他们总是告诉我说时间不够,但住一年两年我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啊。”最后老程选择离开,走之前,在家委会的劝说下,他给杨永信送了一面锦旗。

“现在小孩又和以前一样了,每天上网,打游戏,”老程很是无奈,甚至在回答完咨询者的提问后,还要反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哪里有比较好的治网瘾的地方?

(感谢白雪、郭建龙、祝伟等提供的帮助)

 

“戒网专家”的电击疗法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全国戒网专家”杨永信的治疗网瘾模式拉到了聚光灯下,他在网瘾孩子太阳穴或手指接通电极,以电流刺激脑部的治疗方式引起了极大争议。

clip_image004

照片:杨永信演示治疗仪。 本报记者 白雪摄

一个网戒中心的生态系统

杨永信拿起仪器的两个端子,对着少女的太阳穴轻轻地点了一下。

“难受吗?”他盯着少女的脸问道。

“不难受!我没有网瘾!”少女说。

“那好,再来一下。”杨永信又点了一下,少女颤抖了一下,可她咬紧牙关,不说难受。杨永信在两个太阳穴上同时点了一下,少女受不了了,叫起来:“我难受,我难受,医生,你用的什么东西,我的脑袋为什么这么难受?”

“不是仪器的问题,是你有网瘾,有网瘾就难受。”杨永信开始心理引导,“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告诉你,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找我未婚夫……”

杨永信又点了两次,少女终于挺不住了,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

杨永信又亮剑了……

“好吧,医生,我错了。”少女终于缴械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淌着……她与杨永信交谈了45分钟,向杨永信保证,留下来治疗,并且会向父母道歉。

以上内容摘编自公开出版物《战网魔》一书,描写的是“戒网专家”杨永信在演示他的“行为矫正治疗”。这本书和同名纪录片光碟是杨送给记者的纪念品。

书中这个叫“武旭影”的女孩,在接受电击之后,被收缴了手机、钱包、钥匙等一切会造成危险的东西,不允许私自与外界联系,她在父母的全程陪同下,完成了4个月的戒网瘾治疗。

在过去的三年里,有近3000名“网瘾少年”在杨永信所在的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接受过治疗。记者在网戒中心出早操的队伍中看见,有二三十名孩子列队在内圈跑动,该院的一名工作人员称,这些是出去后再次“走偏”,被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送回来的孩子。

但杨永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治愈率接近百分之百。

而且,陆续有一些自称曾接受过治疗的少年,聚集在百度杨永信贴吧里,对其治疗方式进行了全面批判,他们认为,杨是利用“电休克”手段逼迫孩子们就范。

楷模杨永信

4月27日,“杨永信事迹报告会”在临沂市蒙阴县第一中学的食堂举行。记者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杨叔”(网戒中心内部对杨永信的尊称)。

时值中午,他正看着一些家长将网戒中心带来的20名孩子按高矮胖瘦,在讲台上排成三行。孩子们身着迷彩服,军训般站起、坐下,反复演练。杨永信回头笑道:“总是我一个人在台上说,气氛不好,他们作背景比较有气氛。”

在下午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上,这些孩子纹丝不动地坐在杨身后的铁架上,充当“背景墙”。回来的车上,记者听见3个孩子在讨论僵坐有多难受,其中一个说“坐得腿都麻木了”。

杨永信先告诉孩子们“网瘾”少年的顽劣与可怕。当说起一个网瘾少年抗拒入院,并“拿出一把尖刀”时,杨永信认真地说:“我大叫一声,让身边的人退后,而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台上充当“背景墙”的孩子,面无表情。

次日,一位杨姓家长表达了对台下蒙阴一中小听众的“不看好”:“那些孩子呀,其中后排有一些人迟早要走偏的,和我们中心的‘精品’不能比。”

和谐的氛围

“精品”在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以下简称网戒中心)是专用语,意指改造成功的孩子。“走偏”则是走上邪路,染上网瘾等行为。在网戒中心治疗的孩子统称为“盟友”。

“盟友”都曾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孩子,很多家长尝试过各种手段,包括打骂,找心理医生,找别的网戒中心……据说,都比不上独创“醒脑”电击疗法的杨永信网戒中心。

与网上传说的阴暗、冷酷的“集中营”、“受刑房”完全不同,网戒中心是一座独院小楼,楼上2、3、4层住着网瘾孩子及其家长。走廊里绿植繁茂,杨的办公室是2楼的一个单间。

距其10米不到的另一个房间,就是“13号”——电击治疗室。

网戒中心光线明亮,孩子们大多眼神纯净,笑容灿烂。记者在走廊经过,听到此起彼伏的“姐姐好”“阿姨好”,“盟友”见到对面走来的记者和医护人员,都面带微笑,主动大声打招呼。

杨永信告诉记者,这里曾得到各界领导的视察和关心,领导们看到网戒中心把顽劣的网瘾孩子改造成天使般的青春少年,都非常惊喜。

一个十四五岁男孩正擦门框,刚探头擦外面,见到一群盟友经过,想缩回去,继而发现盟友队伍后面还有个陌生人,于是他迅速地从门里探出头来,大声向记者致意。

网上的帖子是这么分析的:“每月中心至少有一次干部参观,这个时候网戒中心的氛围变得异常紧张,因为这个时候盟友的任何一点微小错误都意味着被电休克。”

一名即将离院的男孩和父亲一起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问孩子:你马上要出去了,开心么?

他皱皱眉头,想了几秒钟后,字斟句酌地说:“我出去,后,要好好,学习,再也不,走偏……”每说两三个字,他的眼珠就迅速左偏,望向父亲。

山东省某市有位官员去年曾造访这里。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时他觉得,这里的和谐未免“太过了,倒像是做表面文章似的”。而且,一旦他和孩子单独在一起,还没说上两句话,网戒中心的家长同盟委员会(以下简称家委会)成员或医护人员就默默地站在一边。

严格的制度

每个盟友的房间里都有一张网戒中心的权力架构图:最上面是“网戒中心主任”,也就是“杨叔”,下面支开两线,分别是“家长同盟委员会”和“同盟班会”,家委会主任之下,还列有8个分组织。

曾在网戒中心接受过1个多月治疗的高中学生张明(化名)透露,每个盟友都要受到家委会和班委会的监督,一旦在网戒中心“表现不好”,就会被“加圈”或“点现钱”。

“加圈”,是指在盟友名字后面画一个圈,累计5个圈就要接受一次电击。据张明介绍,可能被加圈的行为很多,甚至离院前高兴,也会被记为“兴奋”,不是“加圈”,就是“点现钱”。

“点现钱”是一种电击疗法。在“入院盟友必读”上写着:“在这个大家庭里,要杜绝一切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我们最痛恨的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言而无信、承而不诺、耍小聪明、出尔反尔、执迷不悟’,违反任意一条就等于‘触电’,要做物理治疗,也称‘醒脑治疗’,俗称‘点现钱’。”

在孩子们病房里,记者看见一张清单,上面列举“可能点现钱”的规定多达86条,具体到“7:30-17:30在小室挂衣服”、“点评课堂内私自调座位”、“忽悠家长想回家”。

甚至,“吃巧克力”“空腹吃药”“盟友未经许可坐杨叔椅子”和“上厕所锁门”都在其列。

还有一些则很抽象,需要家委和班委做裁决,诸如“严重心态问题”、“执行力不足”、“挑战杨叔模式”以及“在点评课上带有不接受情绪”。

违反以上86条中的任何一条,都要接受电疗。

旁听日常班委会

4月28日上午8点多,记者旁听了一次日常班委会。轮到一个戴眼镜的十六七岁男班委发言时,他脖子昂起,严肃地逐字念道:“某某、对母亲冷暴力、令母亲不满”,“某某、昨天在治疗室里要面纸。”

班长例行询问“冷暴力”的具体体现,他低声答:“就是……她妈妈说话,他没回应。”

随后的点评课上,被判处“冷暴力”的孩子和昨天在电击治疗室里要面纸的孩子始终肃立着。一名范姓家长指点着说道:“课上站着的孩子,要么加圈,要么下午直接进电疗室。”

记者同时约见三名男孩和他们的母亲,三名十六七岁的男生乖巧地站在母亲身后。突然,其中一名开始给自己的母亲整理头发。右边的男生半分钟后,也如法炮制,并把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亲密耳语。他们的母亲乐在其中。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以前让自己操碎了心,不仅在家打母亲,对父亲的眼神也桀骜不驯。家里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但“疗效”都比不上“醒脑疗法”。

有人在网上指责杨永信的“醒脑疗法”实际上就是“电休克”,是精神科常用的非药物治疗方法,所用的电能可以点亮一个30瓦的灯泡。

杨永信告诉记者,网上指称他使用“电休克”手段对待孩子,完全说错了。他使用的是1~5毫安微弱电量。记者问,“醒脑疗法”会不会对脑子有伤害。

杨永信表示“不会有任何伤害。”

“那,疼吗?”记者问。

“疼!怎么能不疼,那是相当的疼!”杨永信说。

4月28日下午,记者终于进入了传说中的13号室,在一张黑色的皮垫治疗床边,杨永信向记者展示了“心理治疗仪”。大约两个巴掌大小的黄白相间的仪器看起来并不起眼,上面写着“治疗仪(电休克)”,“电休克”三字被一块白胶布盖住了。

杨永信手握旋钮微向右偏,指针瞬间弹过150毫安,他说:“你看,这才是电休克要用的,这个很强了。”

然后他手指微向左偏,指着屏幕说:“这才是我给孩子们用的微电流。”此时,指针在1格到2格之间快速颤动。

按照杨永信的说法,他每次使用的是1~5毫安的微弱电量,但记者注意到,这台治疗仪的最小刻度值为10毫安,最大电流能达到200毫安。

这台小小的机器对孩子们有莫大的威慑力。曾被电过的张明说:“那种感觉生不如死,电太阳穴就像用毛线针从一边扎进去,再从另一边扎出来的感觉差不多。电手基本是电头疼痛的四倍。”一个盟友告诉记者,他曾看见一个女盟友还没进去,就在13号外呕吐了。

令人难以想象的家长们

来这里的许多家长都放弃了温和的纯心理疗法,因为他们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在网戒中心二楼,两位母亲热情地招呼记者,并拿出孩子的改正日记给记者看。一位母亲刚说一句:“他以前……”就声音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杨永信和很多家长告诉记者,在网吧不回家、和社会上的损友胡混甚至吸毒、早孕……这些孩子的过去让父母伤透了心,有的孩子不仅打骂父母,还想要杀掉他们。

怀着对戒除网瘾的殷切期待,家长们的举动有时也处于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状态。

有几名家长被一个人收取了2000到3000元的“信息费”才找到杨永信,然而,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他才找到杨叔,他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

对这些家长来说,将网戒中心说成“电休克”、“集中营”完全是污蔑。家委主任是一位姓杨的父亲,他质问道:“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想要害孩子的人!我去所谓的行走学校考察过,也看过成天给孩子军训、体罚的地方,甚至殴打孩子,我们不去。”

在这位父亲看来,杨叔的网戒中心非常科学,给很多家庭带去了希望,给社会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份事业需要人们理解。“那些一帆风顺的家长体会不到我们这些走偏孩子家庭的苦难。”

临沂四院的前身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然而记者接触到的家长,大多都不认为自己的孩子是精神病患者,但他们却通过签协议,认可了杨永信给孩子吃药、通电等行为。

一些家长并不清楚孩子吃的是什么药,几名接受采访的家长和孩子表示:“大概是补脑的药吧,具体我们也不懂。”但家长每天督促孩子吃药。一名家委成员告诉记者,有时孩子没记圈或犯错,一些家长主动要求加圈,让孩子经受电击。“电完就乖了”。

对于电击的强度,他们有的说,只有“0.3~0.5毫安”,有的认为是“0.1~0.5毫安”,是绝对安全的。事实上,杨永信对记者说的,一直是1~5毫安。

杨叔的梦想

面对网上的种种质疑,杨永信表示,自己是正规的精神卫生领域主任医师,他数次提出,网戒中心“坦坦荡荡,任由你看!”

“总有一天,别人会理解我的这份事业。”杨永信表示,他独创的网瘾治疗环节有71个,其中包罗万象,涉及的领域很广,可以应用的领域也很广,学校也能把这一套模式的某些环节采纳进去,戒网瘾事业发展最困难的是缺人才。

杨永信的梦想是,成立“网戒精品园”。他说:“有的家长来的时候,就想着自己孩子能改变,做个普通人、正常人就行。但是,我们作为医生,能忍心看着这样聪明的孩子不思进取,就这样让他们走偏吗?我们给孩子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不仅要追求‘精品’,我们追求无止境,还要追求‘极品’。”

一名家长在4月28日的点评课上感慨,孩子“走偏”其实是一种机遇,因为他们遇到杨叔,由此成了超越普通孩子的“精品”!

在这堂点评课上,杨永信稍作讲演,就提出请各位家长发言。他说,为了欢迎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天的主题是“谈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一名家长应声而立,大声控诉一些媒体及一名前来暗访的记者素质低、居心叵测。甚至有家长自愿捐出1000元钱,给其他家长作为通讯费,轮流不断给这名曾来暗访的记者打电话、发短信,表达家长们的意见。

点评课约3个小时,其间约30名家长,10余名孩子起立发言,以敦促中国青年报记者做出“客观”、“正面”的报道,敦促媒体加大对网戒中心的宣传。

clip_image005

杨永信在点评课上。 本报记者 白雪摄

能用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治疗网瘾吗?

最近几则网帖,把“全国戒网专家”杨永信的治疗网瘾模式拉到了聚光灯下。他在网瘾孩子太阳穴或手指接通电极,以电流刺激脑部的治疗方式引起了极大争议。

目前,正有100多名孩子留在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这种治疗,不能擅自离开。在这里“治疗”过的“网瘾孩子”,据杨永信介绍,已经近3000人。

4月2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了杨永信网戒中心,确认孩子受到电击,并服用精神类药物,入院时大多被强行押制。

对此,大部分“网瘾孩子”家长表示认同,另一些专家却认为有待商榷。

电击疗法的资质

杨永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他独创的“醒脑疗法”是用1~5毫安的电流通过脑部,这种刺激的确会造成疼痛,但非常安全,不会对孩子造成任何伤害。

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送来治疗的第一天就接受了“醒脑疗法”。记者采访到的一名官员也表示,曾有家长向他描述过电击过程。

中国青年报记者向其他精神卫生领域执业资格的医师求证发现,这种以电击方式“惩罚”网瘾患者的做法,称为电刺激厌恶治疗(aversion therapy)。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位吕姓医生指出,厌恶疗法是通过惩罚性刺激来消除适应不良行为的方法,是心理治疗中的行为治疗方法。当患者出现不良行为时,立即给予一定的刺激,使患者产生痛苦的厌恶反应,如给予电刺激、药物催吐等,在不良行为与厌恶反应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最终使患者放弃原有的行为。

电刺激厌恶疗法,就是将被治疗者的不良行为与电刺激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一旦这一不良行为出现就予以电刺激,使被治疗者产生厌恶体验。可用于治疗酒精依赖、性变态行为等。

“此法应严格掌握适应症,要在控制下使用,但是针对未成年人存在的心理问题或困惑一般是通过指导、建议或帮助的方式。”吕医生说,“据我所知,在上海,要对病人进行行为治疗可能需要有心理治疗师资格证才行。”

类似的说法在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临床心理医师口中也得到了证实,“在北京,要对病人进行行为治疗,光有精神卫生执业医师证是不够的,还要单位对其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培训才行。”

据了解,北京、上海等地均已出台了地方性的精神卫生管理条例,用以进一步规范本地精神卫生领域医护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山东省目前尚未出台相关管理条例。

杨永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并没有听说过“心理治疗师”这门考试。他和网戒中心其他六名经常给孩子做“醒脑疗法”的医师都没有心理治疗师资格证。

治疗方案应否获得患者同意

判断一名求治者是否应该接受电击厌恶疗法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要视不同病人的情况而定,我们如果对病人做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有的要用好几年。”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病房主任孙洪强认为,不论花多长时间对一个求治者进行诊断,都要遵循严格的诊疗规范,“先对患者及其家属采集病史,然后做体格检查、专科检查和辅助检查,再结合病史和检查结果做诊断,确定一个治疗方案,并将治疗方案告知患者本人或其监护人,并获得同意。”

孙洪强说,在患者本人处于无判断能力或者无行为能力的情况时,应当将治疗方案告知其家属,征得其家属同意才可以进行治疗。

家长们告诉记者,孩子们大多不愿意来,最终只能被绑来或骗来。

杨永信告诉记者,网戒中心使用电击其实非常少,每个人只有一两次。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师王新认为,现在网瘾治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底线”问题,“那些被扣上‘网瘾’帽子的孩子的基本公民人身权利怎么去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权怎样保护?谁能保证电击不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王新说,把各种精神疾病的治疗手段用在所谓的“网瘾少年”身上,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二次伤害,“在国家尚未对‘网瘾’进行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就用封闭式集训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孩子,难免有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嫌疑。”

网瘾能否用药

王新还对“网瘾”能否使用药物进行治疗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所谓的“网瘾”,与烟瘾、酒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属于“非物质依赖成瘾症”。

“烟瘾、酒瘾都有依赖物质——烟和酒,但网瘾不是说人依赖网络或电脑,他依赖的是上网这种行为。”王新说,“据我所知,‘非物质依赖成瘾症’的药物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在网戒中心,记者看到,每天三次,会有广播提醒孩子吃药,其中包括一舒、乐友等治疗焦虑、抑郁的药物。不过,一些孩子和家长都对此不太清楚,只知道是“补脑的药物”。

对此,长期从事酒依赖工作的孙洪强有着不同看法。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依赖性疾病有时会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如果经过专业医师诊断,认为患者伴有各种情绪障碍在里面,是可以针对这种情绪障碍用药的。”

如果一个正常人服用了上述的抗焦虑和抗抑郁药,是否会出现不适或者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呢?

对此,孙洪强强调,药品在上市前都会经过动物试验和四道人体试验的“关卡”,其中人体试验的第一关就是在一个健康志愿者身上进行的,“只有在健康志愿者身上安全性和耐受性试过没有问题了,才能进入后面几次试验,最终才能上市。”孙洪强说。

网瘾是否能被医院收治

孙洪强说,一个有医德的执业医师一定是在求治者出现各种适应症的前提下,才会开处方,否则不予以收治。

在公共医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看来,所有的疾病都必须要经过疾病分类标准,才能够作诊断,只有诊断了才能被医院收治。

卓小勤指出,目前没有标准认定网瘾是精神疾病,也就不存在适应症,将其收治进精神卫生中心,作为精神疾病来治疗是有问题的。

4月28日,记者曾询问杨永信的电击疗法是否经历摸索和实验。杨永信表示,他是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以前也给患者做过20毫安左右的电休克治疗,他甚至有权力给患者做90毫安电流的电休克治疗。因此,在最初的几个网瘾孩子身上,杨永信分别用20毫安电流做电击,渐渐减弱,通过实验探索出现在“1~5毫安”的“安全值”。

卓小勤表示,精神卫生科医师的确有权给病人做电击休克,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否具有适应症。如果没有统一的治病标准,就没有适应症,即便可以开展这方面的科研,也需要经过审批,尤其涉及人的时候。

谁都想在网瘾治疗市场分杯羹

“网瘾”这个词自从诞生以来,就一路伴随争议。究竟什么症状表现才叫“上网成瘾”?上网成瘾究竟是不是病?如果是病,应该由具有哪些资质的机构来收治?治疗方法究竟有哪几种?

杨永信网瘾戒治中心只是诸多“网瘾戒治机构”中的一个代表,在全国各地,具有不同学识和身份背景的人都分别在用自己所认可的方式对“网瘾患者”进行治疗。

有人用心理咨询的方式与患者聊天,有人把患者集中起来进行封闭式“军训”,有人使用精神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还有人将上述三种方法综合使用;这些人中有的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有的是精神卫生领域的医师,还有的根本不具有任何资质,只是曾经做过或者“略懂”心理治疗。

然而,家长出于对治愈孩子网瘾的迫切愿望,在明知网瘾治疗市场混乱的情况下,还是不惜代价地把孩子送到各种类型的治疗机构去“试试”。

山东省某市一位官员认识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在各种网瘾戒治机构几进几出,花费几十万元仍没能根治网瘾。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该市近年来收到很多家长反映孩子上网成瘾,要求予以关注的来信。

“现在各种戒网瘾机构太多了,治疗方法、收费标准基本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上述人士曾经组织过几批专家学者,在一些网瘾治疗机构开展调研。

据悉,目前全国各地的网瘾治疗机构收费少则每月三四千元,多则每月上万元,这还不包括一些机构开具的各种中西药费和诊疗费。在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记者看到一对即将出院的父子,他们治疗近5个月,花费25414元。

“这是一块大蛋糕,国家还没规定谁有权做这个事,现在谁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这位官员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师王新认为,要规范网瘾治疗,必须要先回答“什么是网瘾”,然而,对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结论,“说不清楚它是什么,就不可能去说怎么治疗它。”

杨永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国家没有规定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如果国家规定说精神卫生医师不能参与网瘾治疗,那我就马上停手不做网瘾治疗。”

杨永信告诉记者,他的网戒中心没有任何批文,因为他们没有向上报批,也“不必向上报批”。他解释说,2006年成立网戒中心还有另一块牌子,也就是其前身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康复医科”(2003年成立)。他告诉记者,在精神病医院开设心理康复医科不需要审批,因此开设网戒中心顺理成章,收治网瘾孩子是合法的。

公共医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表示,如果在精神病医院开设网瘾治疗中心,那么至少要符合一个条件——国家承认网瘾属于一个新的医疗项目。而新的医学活动要符合相关标准。比如网瘾的认定,首先应该由中华医学会的相关学科统一制定一个标准,成为行业标准,经过一段时间试行,可以上升为部颁标准或国家标准。如果没有走这个程序,肯定是不行的。